马伯庸：我为什么要写南越国的故事？

文｜马伯庸

《食南之徒》的源起，是《史记》里《西南夷列传》的一段记载：

“建元六年，大行王恢击东越，东越杀王郢以报。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。南越食蒙蜀枸酱，蒙问所从来，曰‘道西北牂牁，牂牁江广数里，出番禺城下’。蒙归至长安，问蜀贾人，贾人曰：‘独蜀出枸酱，多持窃出市夜郎。夜郎者，临牂牁江，江广百馀步，足以行船。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，西至同师，然亦不能臣使也’……上乃拜蒙为郎中将，将千人，食重万馀人，从巴蜀筰关入，遂见夜郎侯多同。蒙厚赐，喻以威德，约为置吏……发巴蜀卒治道，自僰道指牂牁江……及至南越反，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。”

因为一种食物而被灭国，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例。

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，其实不是唐蒙这位美食侦探的经历，而是它所展现出的地理认知。

大家读文章的时候，也许会替主角们着急——明明那么明显的地理关系，你怎么会想不到？是不是人设太弱智了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我们今人不必俯瞰地图，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中国疆域的形状，这是属于现代人的观念。但这种地理观，并非与生俱来，也不是一瞬间形成的，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演化而来的。

在唐蒙的时代，张骞尚未凿通西域，南越尚未归附，东海之外茫然无知，西南也只能笼统地以诸夷来概括。在那个时代的西汉人眼中，中原之外的广大地区被重重迷雾所笼罩。若要把这些地图点亮，需要有勇气、有谋略，以及有着超越时代的地理直觉。张骞有一次去大夏国（编者注：在今阿富汗一带），发现当地有蜀地产的布匹，问他们哪里买的？当地商人说，这是从身毒（古印度）买的。张骞立刻意识到，说不定存在一条大汉通往身毒国的商路啊！他赶紧汇报给天子。天子派遣了使者前往西南寻找身毒国，可惜滇王得知之后，把这些使者强行留在昆明，这次探索无疾而终。但是整个西南地区的地理大势，在中原王朝眼中，又变得清晰了一些。

正是有唐蒙、张骞这样的人不断探索，才把“茫然无知”变成“显而易见”，开启了汉文化向南拓展的大潮，乃至形成今日之版图。地理认知改变的影响力，可见一斑。

最后说说本文的主角枸酱。

在《史记》的各处记载中，此物一直写作“枸酱”，而到了西晋年间成书的《南方草木状》，又将之写成“蒟酱”。至于它的真身到底为何，历来众说纷纭，从古至今猜想至少有十几种：蒟蒻、蒌叶、筚茇、竹茶、扶留藤、枸杞、魔芋、红籽树、枳椇、海椒、生姜等等，并无定论。

本文既然是小说，便选取了其中一种可能性，敷衍成文，并非定论，望读者察知。至于真实历史如何，只能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发现唐蒙墓葬，而且唐蒙为自己这一件功绩留下详细记录陪葬，我们后世之人才能有机会一探究竟了。

书中涉及的南越国各种风土、掌故、用具、建筑风格等，皆有考古佐证。比如赵佗在独舍种下的那几棵枣树，此事即来源于南越王宫水井里出土的两枚竹简上面赫然写着“壶枣一木”字样，足见赵佗思念家乡之心。大家有机会去广州的话，可以去南越王博物院看看。

（本文为马伯庸新作《食南之徒》的后记。标题为编者所加）